十五歲的時候，去了澳洲一個月，北半球的夏天南半球的冬天，行李箱裡卻不知道為什麼放了一雙涼鞋和一雙厚底鞋，印象中那應該是人生中最後一雙涼鞋和最後一雙那麼厚重的鞋子。
冬天的澳洲比想像的還冷，涼鞋從來沒有被拿出來穿過，又這麼原裝回台灣，倒是厚底鞋在坐駱駝時被取笑塞不進馬鐙裡，小時候的自己和長大的自己彷彿是兩個不同的人，不管在任何審美、價值觀上，都看不懂以前的自己。
從那之後我就不穿涼鞋了，涼鞋只出現在老照片裡，米色的塑料編織，一葉交疊一葉，腳趾頭從葉脈間露出，像是幾隻乳白的幼蟲。這些照片是分野，分開我與另一個我，照片越老，我就離他越遠，彷彿其中一個在某個時空被某種東西給置換過，我是比較幸運的那一個，或者另外一個。
長大認識的人們有些也去過我去過的那個城市，也有從那裡來的人，我們交換一些彼此不相熟的話語時，那個年代使用的傻瓜相機所洗出來的那些總有一角過度曝光、扭曲、憑空消失的影像就會浮現在我腦海裡。
雖然我總是比較幸運的那一個，大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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